《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由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联合发布，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该《意见》共二十条，聚焦公检法三机关在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中的职责分工、证据标准、程序衔接等关键问题，旨在通过制度化协作破解执行难题，维护司法权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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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的案件移送义务
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犯罪的，需制作《案件移送函》及《执行情况说明》，并附五大类证据材料（包括被执行人身份、执行义务、执行能力、拒执行为及后果等）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例如，若被执行人通过虚假和解放弃到期债权，法院需将相关和解协议、银行流水等证据一并移送。
公安机关的立案审查机制
公安机关对法院移送的案件材料必须接受并出具回执，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在 7 日内立案；重大疑难案件可延长至 30 日审查。若决定不予立案，需在 7 日内函告法院并说明理由。这一规定压缩了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，避免 “有案不立”。
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强化
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，可要求其书面说明理由；若理由不成立，应通知公安机关 15 日内立案。此外，检察机关在执行监督中发现拒执线索的，可直接移送公安机关，形成 “双重监督” 机制。
执行能力的认定
法院移送材料需包含证明被执行人 “有能力执行” 的证据，如财产线索、收入证明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4 年《解释》明确，被执行人在诉讼开始后、裁判生效前转移财产，生效后仍拒不执行的，可认定为 “有能力执行”。例如，被执行人在诉讼期间将房产过户至亲友名下，即使判决生效后房产已不在其名下，仍可追究刑责。
拒执行为的证据类型
除传统的财产转移、拒不申报财产外，《意见》特别强调以下行为的证据固定：
- 消极抗拒行为：如以拉拽、推搡等方式阻碍执行人员进入现场；
- 关联行为追责：案外人明知被执行人拒执仍协助隐藏财产的，以共犯论处。
自诉案件的启动条件
申请执行人提起自诉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：
- 被执行人拒执行为侵犯其人身或财产权利；
- 曾向公安机关控告但未获处理（如公安机关不予立案、超期未答复）或检察院不起诉。例如，申请执行人在公安机关对拒执线索超 30 日未答复后，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。
自诉案件的管辖与材料要求
自诉案件由执行法院所在地基层法院管辖，申请执行人需提交刑事自诉状、生效法律文书、公安机关《不予立案通知书》等材料。法院应在 15 日内审查立案，并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、扣押等措施。
自诉与公诉的衔接
若公安机关在法院审查自诉期间决定立案，法院可终止自诉程序；若公安机关再次不予立案，申请执行人可重新提起自诉。这一设计避免了程序空转，保障申请执行人的选择权。
涉案财产的即时控制
公安机关立案后，需对被执行人通过隐藏、转移等手段处理的财产及时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。例如，被执行人将担保房产低价转让的，公安机关可同步冻结交易款项。
追赃挽损的判决执行
法院在判决中需明确追缴或责令退赔被执行人违法处置的财产，交由执行法院依法处置。例如，被执行人虚构长期租赁关系导致房产低价拍卖的，法院可判决撤销租赁合同并追回差价。
2024 年《解释》（法释〔2024〕13 号）侧重实体认定标准，如 “情节严重”“情节特别严重” 的具体情形，而《意见》聚焦程序操作，两者形成 “实体 + 程序” 的完整规范体系：
- 单位犯罪的处理：《解释》明确单位可构成拒执罪，对单位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责，《意见》虽未重复，但司法实践中仍适用该标准；
- 自诉程序的细化：《意见》将《解释》中 “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” 的模糊表述，具体化为 “公安机关 30 日未答复”“检察院不起诉” 等可操作条件。
虚假和解规避执行
被执行人侯某某与邱某通过虚假和解协议放弃 200 万债权，意图保住邱某房产。法院将线索移送后，二人分别被判处 8 个月和 6 个月有期徒刑。本案凸显《意见》对 “恶意处分财产” 行为的精准打击。
虚构租赁关系对抗执行
邱某与朱某伪造 15 年租赁合同，导致房产 “带租拍卖”。法院通过审执联动锁定虚假证据，最终三人分别获刑 2 年至 6 个月。这一案例印证《意见》对 “妨害执行手段多样化” 的应对。
破解执行难的制度突破
通过明确三机关 “流水线式” 协作机制，《意见》将拒执罪的刑事追诉从 “选择性执法” 转变为 “常态化打击”。例如，2024 年《解释》实施后，全国拒执罪立案数同比上升 37%，《意见》的出台有望进一步提升打击力度。
司法权威与社会诚信的双重维护
对 “老赖” 的刑事追责不仅保障了胜诉当事人权益，更传递出 “裁判必执” 的强烈信号。典型案例中，被执行人在被追究刑责后主动履行义务的比例高达 62%，彰显刑事威慑的实际效果。
法治营商环境的优化
拒执罪的有效惩治降低了商业交易中的 “执行风险溢价”，尤其对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回收、金融债权实现等领域具有积极意义。
《意见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对拒执犯罪的治理从 “运动式打击” 转向 “制度化治理”。其通过明确三机关权责、细化证据标准、完善自诉程序，构建了 “发现 — 移送 — 侦查 — 起诉 — 审判 — 执行” 的全链条闭环。未来，随着《意见》与 2024 年《解释》的协同实施，“执行难” 问题有望得到根本性缓解，司法公信力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将迈出重要一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