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紫棋与前经纪公司蜂鸟音乐的纠纷涉及商标权、著作权等多重法律关系，而 “他人” 是否可以是本人的问题，需结合具体法律场景分析如下：
蜂鸟音乐于 2014 年注册 “邓紫棋” 商标，主张对该艺名的独占使用权。根据《商标法》第三十二条，申请商标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，包括姓名权。在刘纯燕（“金龟子”）案中，法院明确艺名作为自然人的人格标识，他人未经许可注册构成侵权。本案中，“邓紫棋” 作为邓诗颖的艺名，其姓名权属于邓本人，蜂鸟公司注册行为涉嫌侵犯其在先权利。此时，法律意义上的 “他人” 特指蜂鸟公司，而非邓紫棋本人。即便蜂鸟通过合同约定取得商标使用权，其权利仍受制于邓紫棋的人格权基础，无法对抗权利人本人对艺名的合理使用。
邓紫棋依据《著作权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重录旧作，该条款允许 “他人” 在支付报酬后翻录已合法录制的音乐作品，前提是首次发行时未声明禁止。此处的 “他人” 指原录音制作者以外的主体。蜂鸟公司作为原录音制作者，邓紫棋作为词曲作者，在合同约定版权归属的情况下，是否属于 “他人” 需结合权利分割分析：
- 法定许可的适用：蜂鸟虽持有录音制品权，但邓紫棋通过 CASH 协会保留了公开表演权、网络传播权等核心权利。根据《著作权法》，著作权人可通过集体管理组织行使权利，且该权利不因经纪合约转移。因此，邓紫棋重录并传播作品的行为，本质上是著作权人对自身权利的合法行使，“他人” 在此场景下指向蜂鸟公司，而非邓本人。
- 实质性相似的抗辩：蜂鸟指控重录歌曲与原版构成 “实质性相似”，涉嫌侵害复制权。但司法实践中，重录若仅为表达形式的改变（如编曲、唱法调整），不构成对原作品的实质性复制。邓紫棋团队通过技术手段重构音乐指纹，已超出简单复制范畴，更接近演绎创作，此时 “他人” 应理解为未经授权的第三方，而非著作权人本人。
邓紫棋重录旧作可能被解读为 “自损” 行为，即损害自身作品的市场价值。但根据《民法典》，自损行为原则上不构成违法，除非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公序良俗。本案中，邓紫棋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：
- 合同违约与侵权的区分：蜂鸟主张邓紫棋违反解约协议，但重录行为的合法性取决于《著作权法》的强制性规定。即使合同约定限制重录，也不得对抗法定许可权。
- 利益平衡机制：法定许可制度旨在防止版权垄断，允许他人在支付报酬后使用作品，这与邓紫棋作为创作者的利益并不冲突。其重录行为不仅未损害公共利益，反而促进了作品传播，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。
- 主体区分原则：法律条文中的 “他人” 通常指行为人以外的主体。在商标权领域，“他人” 指向商标注册人以外的民事主体；在著作权领域，“他人” 指原权利主体以外的使用者。这种区分体现了法律对权利归属的严格界定。
- 权利让渡的有限性：即使邓紫棋通过合同将部分权利让渡给蜂鸟，其作为自然人的人格权（如姓名权）和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（如署名权）仍不可转让。蜂鸟试图通过商标权和版权控制邓紫棋的商业活动，本质上是对其人格权的过度限制，与《民法典》人格权独立保护的原则相悖。
- 艺名保护的紧迫性：邓紫棋事件凸显了艺名商标化的法律风险。艺人应尽早将艺名注册为商标，并通过合同明确权利边界，防止被经纪公司不当攫取。
-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应用：音乐人可通过集体管理组织保留核心权利，并善用法定许可制度突破版权困境。本案中，邓紫棋加入 CASH 协会的无心之举，最终成为破局关键，值得行业借鉴。
- 未成年艺人的特殊保护：邓紫棋 16 岁前签订的合约存在明显权利失衡，未来需通过立法强化未成年艺人权益保护，防止类似悲剧重演。
综上，邓紫棋事件中的 “他人” 始终指向蜂鸟音乐等外部主体，而非邓紫棋本人。这一结论既符合法律条文的字面解释，也体现了对创作者权益的倾斜保护。法律通过严格区分权利主体，在鼓励创作与防止垄断之间寻求平衡，为类似纠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裁判范式。
